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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君書2(第1頁)

第24章商君書(2)

夏、商、周三代的禮制不同,而都成就了王業;春秋時五霸的法度也不同,而都成就了霸業。所以聰明的人創造法度,而愚昧的人受法度的制裁;賢人改革禮制,而庸人受禮制的約束。我們不能和受禮制約束的人商讨大事,不能和法度制裁的人計議變法。針對杜摯“效法古人就沒有錯誤,遵守舊禮就沒有奸邪”的說法,商鞅說:“古代的政教不同,我們效法哪個古人?帝王不相因襲,我們拘守誰的禮制?禮制、法度要随着時代而制定,命令要符合實際的需要。所以我說,治理人民,并非一個方法;為國家謀利益,不必效法古人。”

“三代不同禮而王,五霸不同法而霸”“治世不一道,便國不必法古”成為商鞅倡導變法的名言。《開塞》篇從考察人類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入手,論證了戰國末年隻能實行法治,才是唯一可行的治國道路。“聖人不法古,不修今。法古則後于時,修今則塞于勢”。從而說明隻有變法革新,才能使國家富強興盛。

重農重戰

這是法家思想的重要内容。《商君書》中有關重農重戰的論述最多。如《農戰》說:“國之所以興者,農戰也。”“善為國者,倉廪雖滿,不偷于農。”“國待農戰而安,主待農戰而尊。”《靳令》說:“農有餘糧,使民以粟出官爵,官爵必以其力,則農不怠。”朝廷讓人民拿剩餘的糧食捐取官爵,農民就會賣力耕作。《算地》說:“故聖人之為國也,入令民以屬農,出令民以計戰。……勝敵而革不荒,富強之功,可坐而緻也。”國家富強的功效就在農戰兩項。

《去強》說:“興兵而伐,則武爵武任,必勝。按兵而農,粟爵粟任,則國富。兵起而勝敵,按兵而國富者王。”《墾令》篇還提出了20種督促人民耕墾土地的辦法。如國家按統一标準征收地稅,農民負擔的地稅就公平了,國君講求信用,百官不敢作弊,農民就會積極耕種土地。可見。重農重戰。是法家治國的根本大計。

重刑少賞

加重刑罰、輕微獎賞(有時也說厚賞),是法家的重要思想。《錯法》篇說:“明君之使其臣也,用必出于其勞,賞必加于其功。功常明,則民競于功。為國而能使其盡力以竟以功,則兵必強矣。”《去強》篇說:“重罰輕賞,則上愛民,民死上;重賞輕罰,則上不愛民,民不死上。興國行罰,民利且畏;行賞,民利且愛。”加重刑罰,減輕賞賜,就是君上愛護人民,人民就肯為君上死。加重賞賜,減輕刑罰,就是君上不愛護人民,人民就不肯為君上而死。《去強》又說:“以刑去刑,國治;以刑改刑,國亂。故曰:行刑重輕,刑去事成,國強;重重而輕輕,刑至事生,國削。”也就是說,用刑罰來免除刑罰,國家就治;用刑罰來招緻刑罰,國家就亂。《開塞》說:“治國刑多多而賞少,故王者刑九而賞一,削國賞九而刑一。”可見法家是重刑而輕賞的。

對如何執行刑罰時,法家主張要統一刑罰。《賞刑》說:“所以壹刑者,刑無等級,自卿相将軍以至大夫庶人,有不從王令,犯國禁,亂上制者,罪死不赦。有功于前,有敗于後,不為損刑。有善于前,有過于後,不為虧法。”這就是說,執行刑賞對誰都一樣。

重本抑末

這也是法家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。《壹言》篇說:“能事本而禁末者,富。”所謂“末”就是指的商業和手工業。《農戰》篇說:“農戰之民千人,而有《詩》《書》辯慧者一人焉,千人者皆怠于農戰矣。農戰之民百人,而有技藝者一人焉,百人者皆怠于農戰矣。”“豪傑務學《詩》《書》,随從外權,要靡事商賈,為技藝,皆以避農戰。民以此為政,則粟焉得無少,而兵焉得無弱也。”可見,法家對空談是排斥的。

法家是先秦諸子百家中的重要一家,法家着作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遺産的重要部分,批判地吸收民族文化遺産的精華,對于建設社會主義的文化事業具有重要的意義。

自治觀

在中國語文中,“自治”二字作為一個固定詞組連用,蓋始自《商君書》,在其《定分篇》中,“自治”一詞,凡三見。曰:“天下之吏民雖有賢良辯慧,不敢開一言以枉法;雖有千金,不能以用一铢。故知詐賢能者皆作而為善,皆務自治奉公。”曰:“聖人必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為天下師,所以定名分也。名分定,則大詐貞信,民皆願悫而各自治也。”又曰:“聖人立天下而無刑死者,非不刑殺也,行法令明白易知,為置法官吏為之師以道之,知萬民皆知所避就,避禍就福而皆以自治也。故明主因治而終治之,故天下大治也。”

從字面的意思看,《商君書》中的“自治”,是指民衆自己治理自己。法家學派中,商鞅一派最重視“法”的功能,他們強調整個社會應在法制的控制之下,依法而行事,吏民皆知法守法,在這個前提下,民衆做好自己分内的職事則可,此即為“自治”。但是,在《商君書》特定的語境下,“自治”仍有自己特有的意涵,即第一,“自治”是法制框架下的“自治”,實際上是法制框架下的無條件順從;第二,從中可能體察出民衆自由和權利的缺失。筆者不揣淺陋,略述其所以,以就教于方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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軍事思想

《商君書》的大多數篇章都涉及軍事,其主要的軍事思想可以概括為以下四個方面。

(1)是積極主張戰争。它認為戰國時代是武力征伐的時代,“萬乘莫不戰,千乘莫不守。”(《開塞》)在這個特殊的曆史條件下,戰争直接關系到國家的生死存亡,要立足天下,稱王稱霸,就必須從事戰争,“國之所以興者,農戰也。”反對所謂“非兵”、“羞戰”的論調,明确肯定戰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。“以戰去戰,雖戰可也。”(《畫策》)

(2)是農戰結合。它認為,農耕為攻戰之本,因為農業生産不僅為戰争提供物質基礎,而且人民緻力于農耕,才會安土重居,從而為保衛國土而戰。農、戰結合才能使國富兵強。

(3)是重刑厚賞,以法治軍。“賞使之忘死,威使之苦生……何不陷之有哉!”(《外内》)通過刑、賞要造成人民“樂戰”的風氣,“民聞戰而相賀也,起居飲食所歌謠者,戰也。”(《賞刑》)

(4)是提出了一些具體的戰略、戰術。主張明察敵情,量力而行,權宜機變,靈活主動。強調用兵作戰要“謹”,反對盲動。注重士氣在作戰中的作用。在《兵守》篇中探讨了守城防禦作戰的原則和方法。

當然,《商君書》的軍事思想必然帶有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性。

名句

1.疑行無成,疑事無功。

2.法者,所以愛民也。

3.治世不一道,便國不法古。

4.王者之兵,勝而不驕,敗而不怨。

5.固有道之國,治不聽君,民不從官。

6.國之所以興者,農戰也。

7.法者,國之權衡也。

8.民弱國強,國強民弱。故有道之國,務在弱民。

商鞅生平

商鞅(公元前390~公元前338年),戰國中期着名政治家、軍事家。出身于衛國一個沒落貴族家庭,原是衛君後裔,以國為姓,故叫衛鞅,亦稱公孫鞅,商鞅是他到秦國後被封于商而得名。聽說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,三見秦孝公,提出了帝道、王道、霸道三種君主之策。隻有霸道得到秦孝公的贊許,“行之十年,秦民大悅,道不拾遺,山無盜賊,家給人足”,并成為秦國強盛的根基。

商鞅

商君之法太過刻薄寡恩,設連坐之法,制定嚴厲的法律,尤其是軍功爵制度,造成秦國貴族多怨。公元前338年,秦惠文王即位,商鞅被處“車裂之刑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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