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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在兩廣總督李逢節為完成旨意而倍感輕松的時候，在距離他東北方1700裡外的福建巡撫衙門裡，福建巡撫朱一馮正感到壓力山大，緊鎖着雙眉，在巡撫大堂裡走來走去。

十一月初九，福建巡撫朱一馮突然收到了從北京傳來的一封聖旨。

這份旨意的内容非常簡單，那就是命令李逢節在神武元年二月之前，從福建分别運送1萬石番薯到北直隸滄州和山東濟甯。并且各選派200名擅長種植番薯的農民随行，朝廷将會給這些人按照每人每月二兩銀子發放俸祿，讓他們在大明的陝西、山西、河南、山東、北直隸等北方省份推廣番薯的種植。

至于交接人員，聖旨上說番薯和種植人員運到兩地之後，隻需找設在當地的農政院官員即可。

這份旨意看似簡單，其實辦起來一點兒都不容易。

自萬曆二十一年，下南洋經商的福建商人陳振龍将番薯從菲律賓（彼時稱為呂宋）帶回福建，因為番薯極為高産，“上地一畝約收萬餘斤，中地約收七八千斤，下地約收五六千斤”，且耐幹旱，不挑土地。因此很快在福建得到推廣種植，也在災年挽救了無數百姓的生命。

但是想要在兩個月之内籌集到兩萬石番薯運到北方，還要募集400名擅長種植的農民，卻并非易事。

主要原因是番薯的口感遠不如大米，特别是食用多了之後會有脹氣、泛酸等不良反應，因此百姓的種植積極性不高。大多是将其在坡地等下田中當做輔糧種植。

而現在又是冬天，農民窖藏的番薯也并不多。想要籌集夠這兩萬石番薯，非待動員福建各縣往福州運送不可。

聖旨上說，這次在北方大規模推廣種番薯，是為了“以應災年，尤其陝西幹旱，民不聊生，且以之為百姓救命之糧”。要求朱一馮，“務必以百姓生計為念，實心辦理，不得推诿延誤。”

朱一馮自然知道朝廷此番作為乃是大大的善政。他本是南直隸泰興人，自幼家境貧寒，遭逢荒年，常常家無餘糧，對于餓肚子的滋味兒，朱一馮自幼便深有體會。

進士及第後，先是在京師翰林院任職，後來又外放到河南信陽做知州，深知百姓疾苦。

天啟六年，全國各地的督撫都忙着為魏忠賢建生祠，每建一所生祠，少的花費幾萬兩白銀，多的甚至耗費幾十萬兩。朱一馮做為福建巡撫堅決不建，是以福建全省沒有一間魏忠賢的生祠。

朱一馮在北方待過很多年，知道現在那裡還沒有推廣種植番薯，倘若此次能将番薯在北方各省推廣成功，定然能夠造福億萬生民。

朱一馮決心無論如何也要将這件差事辦好。打定主意後便對幕僚說道：“去将福建左右布政使召來，本官有要事與他們商議。”

幕僚走後，朱一馮自語道：“我是到了福建才知道有番薯這般奇物，隻是不知道遠在京師，足不出京城的皇帝是如何知道的。肯定是哪位福建籍的大臣給陛下說的，此真乃治國之良才也！”

其實朱一馮不知道的這位“治國良才”，卻并非哪位福建籍的在京官員，而是皇帝本人。

郭可陽怎會不知道紅薯，也就是番薯，在滿清時期對中國人口大爆炸的意義。

陝西民變的消息傳來時，他便想到了在北方推廣種植番薯，但是郭可陽并不确定的知道番薯此時是否已經傳入中國，更不知道在哪裡有種植。

天啟七年九月底徐光啟進京後，郭可陽接見了他幾次與其讨論數學問題。期間也讨論了一些農業問題，徐光啟此時正在創作他那本集前人農業科學之大成，被後世稱為“中國古代五大農書”之一的《農政全書》。但是此時尚未定稿，更沒有起書名。

在原本的曆史上，《農政全書》是在徐光啟死後，由他的門人陳子龍等人負責修訂，于崇祯十二年，亦即徐光啟死後的6年，刻版付印，并定名為《農政全書》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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