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英宗治平元年(1064)。
正月十三。
蘇轼的同學(同科進士)、商洛令章惇自長安帶着蘇旦和安師孟來鳳翔府拜訪蘇轼,并一同自周至縣清平鎮遊覽了樓觀、五郡、大秦、延生、仙遊,往返四天,得詩十一首。
這十一首詩都寄給了蘇轍,兄弟倆互相唱和了一番方罷。
蘇轼與章惇等人遊終南山時,到了仙遊潭時,隻見潭下絕壁萬仞,隻有一根孤木橫亘其上。章惇邀請蘇轼沿橫木過到對面在潭壁上題幾個字,蘇轼害怕而不敢通過。以今天的原理來解,蘇轼可能有恐高症也。
隻見章惇信步輕易就過去了,這還不算,又用一根繩綁在樹上,把自己垂放下去。小心地提着自己的衣襟,用漆墨潤濕大筆,在石壁上大書:蘇轼、章惇到此一遊!
寫完後,再從容折返,一來一去,章惇卻是臉不紅心不跳的,“神彩不動”。
蘇轼目睹這些,拍着章惇的背說,你日後必能殺人!
章惇不解。
蘇轼說,能輕易拿自己性命做賭注的人,日後便不怕殺人。
章惇大笑。
誰知,日後蘇轼此語竟一語成谶。
這一段子,流傳的相當久遠,等于變成了貼在章惇身上的标簽。
二月十六,蘇轼又與張杲之、李彭年重遊南溪。
幾個人喝得有些醉了,就相與解衣脫鞋,赤足褰裳插入溪流中,一起大聲吟詠唐人韓愈的《山石》詩,看來宋人也常有追慕古人風尚的傳統。
《山石》是唐代文學家韓愈的詩作,被選入今天的《唐詩三百首》。
此詩是韓愈寫于唐德宗貞元十七年(801年)七月離徐州去洛陽的途中。當時韓愈所遊的是洛陽北面的惠林寺,同遊者是李景興、侯喜、尉遲汾。
詩題為“山石”,但并非詠山石,而是一篇詩體的山水遊記。
詩中“人生如此自可樂,豈必局促為人靰”句是全詩主旨。全詩頗顯韓愈“以文為詩”的特色,其突出特點是運用了賦體的“鋪采摛文”手法,氣勢遒勁,風格壯美,數為後人所稱道。
蘇轼在南溪這種終南仙境裡,深深地體會出了韓愈的詩境,當晚便留宿溪堂,不忍輕易離去。
在蘇轼的和詩中,“人生何以易此樂,天下誰肯從我歸”道出了蘇轼此時的真實心境。
春日裡,蒲誠之的車騎到了二曲,蘇轼本來可以與老蒲同志見個面叙叙舊,但是蘇轼又接到通知,說全體府中官員都要在天亮時出城,去迎接一位三司副使張省簉(音造)。副使,宋時三司副使簡稱。
但又怕蒲誠之來了見不到人,蘇轼就提前給蒲去了信說明了一下。
過岐山時,蘇轼聽說岐山西北七八裡,有座周公廟,廟後百許步有泉依山,到近前隻見正向外湧出甘冽的泉水。
相傳,此泉在太平盛世時會湧水,而世道繁亂之時就會枯竭不流。唐時的鳳翔府節度使上奏朝廷後,朝廷賜名潤德泉。
中秋節前四日,時兼鳳翔府府學教授的蘇轼,夜宿府學值夜。
夜裡做夢夢見與弟弟蘇轍同遊終南山,作詩數十首,夢中感覺皆屬妙語。醒來後,蘇轼隻記得一句是“蟋蟀悲秋菊”,于是當場就和了自己的這首夢境詩。
本來,在京師侍奉父親的蘇轍,閑暇時于京師宜秋門裡的南園種了十數種草木,都各作了詩寄給了哥哥,南園是父親在京師所置的産業。
蘇轍在南園的賦詩一共十首,分别寫了園中的萱草、竹、種蘆、病榴、葡萄、叢娀、臝、牽牛、柏和葵等植物。
蘇轼和了弟弟的十首詩,加上特地又和的夢境中的“蟋蟀悲秋菊”詩,共十一首。
前六首,蘇轼每首都各有所指的植物,後五首則如脫缰之馬,信手寫來,已無所專指。清人紀昀也敏銳地發現了這一點:“此首忽跳出題外,取興在即離之間”。同為清朝人的王文浩聽了,較為欣慰地說,“曉岚知其跳出題外讀此詩,尚不為失眼,但究為理清逐詩線索,故其後所論作法皆誤,冰炭之不相入矣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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