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熙甯二年六月二十七，朝廷下诏舉薦谏官。

诏命一下，張方平就忙碌開了。經過老張的一番絞盡腦汁的篩選與斟酌，還真為聖上推舉了兩位。

其一為尚書刑部郎中李大臨，字才元，成都華陽（今已并入雙流縣）人，按年齡年長蘇轼二十七歲。老張的評語為：識蘊純深，風舉沖遠。——文绉绉的，意思不外乎此人優秀哩不能行。

其二為殿中丞直史館蘇轼，這就不用細說了，我們來看看老張的評價：文學通博，議論精正。還行，說實在的，老張的這些個評價還是極有水準，甚為客觀公正的。

隻可惜，有着王安石先生的加持，這兩個人選均名落孫山，一時間也讓張方平老老人家開始懷疑起了自己那自以為獨到的眼光。

七月二十二，時年五十歲的河南府缑氏（今河南偃師東南缑氏鎮）人李育（字仲蒙）病故。老李的兒子命人來求告蘇轼，想讓蘇轼給寫一篇哀辭。

老李為官清廉，家境貧寒，他的一生可以說是不幸的，但又可以說是萬幸的。因為，此人與蘇家的淵源，使得他的大名因為蘇轼的手筆而青史留名。

老李曾以司封郎、直史館之職擔任歧王府記室參軍晚年還曾任職鳳翔府，以經學輔助長官，與蘇轼的任職範圍有着交集。

老李學問淵博，精通毛氏《詩經》和司馬遷的《史記》，對人非常友善，即使别人對他不恭他也絕無報複之心。蘇老泉初入仕是在太常寺任職，其時老李為太常博士（太常寺掌管祭祀之事的官員，正七品），老李與蘇老泉朝夕往來，十分友好。所以說，李育這個人與蘇家可謂是世交了。

對于老李兒子的請求，蘇轼可以說想都不用想就答應下來了。

過了三天，王安石一手編寫的《英宗實錄》書成（王同志完全有此實力），由曾公亮呈給了聖上。

熙甯元年，曾公亮提舉，王安石本來當時已經進入翰林院，但老王還是毛遂自薦地要親自完成此書的修撰，且不要專門配置辦公室，最終用一己之力成書三十卷。就連蘇轼閱後也曾對别人大贊曰：此書“詞簡而事備，文古而意明，為國朝諸史之冠。”

王安石出身于臨江軍（今江西樟樹），生活在地方官家庭，也屬于是官二代。

王安石自幼聰穎，讀書過目不忘。而且他從小随父宦遊南北各地，更增加了他的社會閱曆，開闊了眼界，目睹了人民生活的艱辛，對宋王朝“積弱”的局面有了一定的感性認識，青年時期便立下了“矯世變俗”之志（王安石變法的出發點是好的，這一點從年少時期的志向就可以看得出）。

在他進入仕途充任地方官吏時，還特别能夠關心民生疾苦，多次上書建議興利除弊，減輕人民負擔。由于較長時間接觸了解社會現實，所以他對北宋中期隐伏的社會危機有着理性的認識，“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”。

慶曆二年（1042年）三月，王安石考中進士，授淮南節度判官。之後又調任鄞縣（今浙江省甯波市鄞州區）任縣令，為人正直，執法嚴明，為百姓做了不少有益的事。

比如，在任期内王安石曾經組織民工修堤堰，挖陂塘，改善農田水利灌溉，便利交通。在青黃不接時，将官庫中的儲糧低息貸給農戶，解決百姓度荒困難（注意了，這種成功案例給了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底氣，是新法推行的濫觞與淵薮）。

嘉佑三年（1058），改任三司度支判官的王安石向朝廷提交了《上仁宗皇帝言事書》，系統地提出了變法主張，法度必須改革，以求其能“合于當世之變”，要求改變北宋“積貧積弱”的局面，抑制大官僚、大地主的兼并和特權，推行富國強兵政策。

王安石認為變法的先決條件是培養人才，因此王安石改革科舉制度，改革取士。廢明經，設明法科。進士科不考詩賦考時務策，整頓太學，唯才是舉，培養經世緻用的人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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