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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十章 撲蝗路上詩戲毛縣令（第1頁）

熙甯七年初秋，蘇轼遊覽了杭州靈隐寺後山的高峰塔。

站在高峰塔下遠遠望去，隻見雲海茫茫，飛鳥下翔，耳邊的鐘磬之聲忽遠忽近，在破敗的高峰塔下僅見到一位耳聾的老道人，如今已是貧病交加，口糧不繼。反觀自己，蘇轼心裡明明知道自己也許此生不會再來這裡了，但真正要離開此地，此刻心裡卻更加地彷徨。隻好讓随從給老道留下一匹布，因為據說今年的初冬時節天将早霜。

杭州的營妓已經動身前往蘇州去迎訝新來的知州大人，而蘇轼作為臨時的負責人，也順手賦了一首《菩薩蠻》寄給了蘇州知州，還賦了一首《訴衷情》送别陳襄，同時迎接新知州楊繪。

八月十三，陳襄要離開杭州去往南都（南京别稱）了，蘇轼與杭州府簽判孫奕（字景山）等僚屬與陳襄作别于佛日淨慈寺，蘇轼知道，這次陳述古是真的要走了。

送别陳襄之時，蘇轼又用心賦了幾首詞作，這還不算，又一直将這位志同道合的老上司送到杭州城北的臨平縣，再賦一首《南鄉子》作為留念才算了事。

八月十七，與陳述古兩易其任的楊繪楊大人順利到任。

此際，正值杭州城丹桂飄香的時節，蘇轼收到了上天竺寺僧人特意送來的桂花，他不忍獨享，鄭重地分贈給他的新上司兼老朋友楊元素。那時候，天竺的桂花還是一種稀罕物，隻不過今天的杭州已經是遍植桂樹，桂花已正式成了杭州的“市花”，每逢金秋時節，金桂、銀桂、丹桂相繼盛放，滿城桂花飄香，今天的杭州老百姓在每一個桂花季，都能夠在自己的家門口享受到金秋桂香帶來的清新與欣喜。

在蘇轼倅杭的職業生涯中，離任前還有最後一件公事要辦，那就是深入到屬地去組織滅蝗。

多災多難的中國曆史上曾經蝗災疊起，《詩經》中就已提到“去其螟螣（螣即蝗蟲），及其蟊賊，無害我田稚。田祖有神，秉畀炎火”。“旱極而蝗”、“久旱必有蝗”，蝗蟲極喜溫暖幹燥，蝗災往往和嚴重旱災相伴而生。蝗災發生後，大量的蝗蟲吞食莊稼，使得農作物完全遭到破壞，人們常會因糧食短缺而發生饑荒。

蘇轼滅蝗的第一站是臨安縣，在臨安重過海會寺時，蘇轼作了清心堂詩，并觀看了蔡君谟所書《海會寺記》手迹。此時，蔡君谟已經辭世六年了，而海會寺的明禅師也已經七十四歲高齡了，好在明禅師如今耳不聾眼不花的，把寺院整修的更加壯觀了。

蘇轼撲蝗至於潛縣南二十五裡的浮雲嶺時，在山行疲倦之際，突然懷念起自己在齊州任職的弟弟蘇轍，就在這浮雲嶺上寫了兩首詩。也許是由于親情的關系，蘇轼在詩中除了給弟弟簡單介紹一下此刻對蝗災的憂心外，還毫無掩飾地寫下“獨眠林下夢魂好，回首人間憂患長。殺馬毀車從此逝，子來何處問行藏。”這樣的詩句。後來《烏台詩案》爆發，當反對者提到這四句詩時，蘇轼自己解釋說：“意謂新法青苗、助役等事，煩雜不可辦，亦言己才力不能勝任也。”，這也正是蘇轼的痛苦所在。總的說來，王安石變法在曆史上本是一種進步，但新法本身并沒有解決農民的問題，加上新法執行中的某些偏差，已經給農民們帶來了不利。

當時，杭州境内，蝗蟲上蓋日月，下掩草木，蟲聲與錢塘江潮聲此起彼伏，農民們用草蔓裹捆的蝗蟲屍體埋于路邊，一堆一堆相連的，竟堆了二百餘裡。捕殺的蝗蟲數量，據官方統計是“近三萬斛”。然而，那些無良小吏卻向朝廷報告蝗蟲并沒有構成災害，甚至說蝗蟲還能為民除草！

蘇轼因捕蝗至於潛，看到蝗災已經夠讓人憂心了，可朝中官員卻為了推行所謂的新法，不惜編造謊言以蒙蔽聖上，面對這種情景，隻好作此二詩寄給弟弟蘇轍，以纾解自己心中的抑郁與沉重之情。

八月二十五，蘇轼一行到了新城縣（今富陽新登鎮）西七十裡南新鄉的青牛嶺，青牛嶺原名寶福山，山上有青牛嶺和多福寺，此地人迹罕至，白雲常覆其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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