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們知道,秦觀要進京應舉路過徐州時,在李公擇的引薦之下前來拜見蘇轼,這是秦觀與蘇轼的第一次相見。
誰知,秦觀此次赴京的科考卻是铩羽而歸、名落孫山。
面對自己所看重之人的科場失利,蘇轼自然為秦觀鳴不平。他在寫給秦觀的書信中,安慰道,“此不足為太虛損益,但弔有司之不幸爾”,意思是說,這次考試的結果,不足以影響到你什麼,反而是科場的決策者應因失去你這樣的人才而不幸。
同時,在次韻參寥子的三首七言絕句詩的詩題上,蘇轼竟然加注了“時秦君舉進士不得”這樣的字眼,可見蘇轼對于秦觀的愛惜之情。
度支員外郎(六品寄祿官,不預司務)宋迪(字複古),拿來自己的畫作向蘇轼求跋。
此前因為轉交董傳後事的安葬費,蘇轼曾交由宋迪代辦過。此人擅長畫山水,其得意者有:平沙落雁、遠浦帆歸、山市晴岚、江天暮雪、洞庭秋月、潇湘夜雨、煙寺晚鐘、漁村落照,謂之八景。
蘇轼因慕其才,常與之交往。在宋迪的一幅《潇湘晚景圖》上,蘇轼題過三首詩,還對宋迪的小兒子漢傑的畫技也贊不絕口。
徐州的黃樓建成後,蘇轼覺得此樓是密州的超然台所不能比拟的,所以,已經事先請大表哥文與可創作一篇《黃樓賦》,以便刻石于黃樓之上。
過了一段時間,意猶未盡的蘇轼,專門安排石康伯(字幼安)前往京師親自拜見文同。石康伯這個人,字幼安,眉山人,石揚休(字昌言)之子。他與蘇轼是親家,因為蘇轼的長子蘇邁續娶了石康伯之女。石幼安曾與文與可有交往,二人親如兄弟,所以得到文與可的畫自然就多。
蘇轼之所以做出這樣的安排,一是想當面催一下表哥,讓他趕快将《黃樓賦》寫出來,自己将親筆書寫後,刻石并置于黃樓之上。二是讓石康伯給表哥帶去絹帛四幅,還想求作竹木、怪石于其上,想把表哥的畫作當作屏風安放在黃樓上,當作徐州永遠的奇觀。
蘇轼認為,既然有了文同的詩賦與畫作在,那麼,後世就會倍加珍惜黃樓,有了損壞就會勤加修葺,黃樓就不會因日久而破敗了。
可以說,蘇轼對于文同藝術地位的見解是極為獨到的,時至今日,文與可得以流傳下來的墨竹等畫作,仍被當作國寶而收藏。
在蘇轼托石康伯帶給大表哥的信件裡,蘇轼還有一個小小的心思:那就是建議表哥在作《黃樓賦》時,一定不要過多地贊譽自己,若不這樣,自己将不好意思親筆書寫了。
石康伯走後不久,蘇轼便收到秦觀的來信。
信中,秦觀首先感激老師與參寥子的安慰之情,再就是故作一些看淡世情之辭,以化解自己落榜後的窘态。
還有就是,遠在南都的弟弟子由,曾請恩師張方平為父親蘇老泉重寫墓表。如今,張老先生已經将墓表重新寫了出來。
張方平不僅将蘇老泉新版的墓表寄給蘇轼,還特地将蘇洵的《辨奸論》一同附上,蘇轼接到信拜讀其父的遺作之後,不由得涕淚交加。
蘇轼知道,想當初先父在創作《辨奸論》時,就連他們兄弟倆都覺得“未免太過分了”。但是,彼時的張大人一看到這篇文章,就贊不絕口,甚至覺得與自己的觀點不謀而合。後來,又經過張老先生的推介,人們才逐漸知道了原本寂寂無名的蘇老泉。
因此,蘇轼又專門就此事寫了信,鄭重地拜謝了張方平大人。
這段時間,蘇轼與歐陽修的次子歐陽奕(字仲純)互通書信較為頻繁。
但以父恩被授予官職的歐陽奕,卻是英年早逝,役年三十四歲。
歐陽仲純病逝後,蘇轼在寫給他的祭文中,沉痛地回憶了他們相識于颍水之濱,後來居官光祿丞的歐陽仲純又到京東去看望自己的往事。在京東的日子裡,夜晚二人曾擁被長談,通宵達旦也沒有将要說的話說完。歐陽仲純以家父歐陽文忠公般的高尚品行,适時地教導蘇轼如何處身立世和躲避禍患。
此時,好友章惇在湖州知州任上轉而正丁母憂。
蘇轼閑來無事之時,就給章惇寫信,二人會就當時的時事進行一些真誠地交流。
受元朝人編寫的《宋史》影響,人們誤以為章惇一直在迫害蘇轼蘇轍兄弟。曆史是勝利者書寫的,事實是蘇轍迫害章惇在先。
按常理判斷,在北宋晚期黨争中,蘇轼并不處于元祐黨人(舊黨)職級的最高端,他的最高官位是禮部尚書、端明殿學士、翰林侍讀,同時期在之他上位任宰輔的有多人。但蘇轼卻是遭到打擊和迫害最殘酷、最嚴厲的一位,因此僅僅用政治理念不同引發的黨争導緻被迫害解釋不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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