勸谏的方式有很多種。
有擡棺上谏的,海瑞罵道爺,嘉靖嘉靖,家家皆淨;
有直接頂撞的,比如隆慶二年先帝要三十萬兩銀子,張居正就是不給;
有迂回包抄,把皇帝哄高興了,再圖窮匕見,比如林大師三座大山的模型;
有互飙演技,看似吵架,其實是講道理。
這些辦法,其實目的都是一個,責難陳善,勸谏皇帝。
張居正和王崇古也不是第一次在皇帝面前演戲了,他們之所以互飙演技,也是為了讓皇帝聽進去,加稅和減稅都不合适。
如果是國初直接定十稅五,加稅拉滿,的确可以防止兼并,現在已經兼無可兼,并無可并,加稅就是在刻意制造民變;減稅,或者幹脆不收,就是抛棄大明最多的百姓。
兩宋不設田制,任由民間兼并,就是抛棄百姓,選擇了和士大夫共天下,士大夫出身鄉賢缙紳和勢要豪右階級。
有趣的地方也在這裡,無論是加稅還是減稅,居然能夠在最後結果上呈現高度的相似性,殊途同歸,都是讓百姓流離失所,無法得一夕安寝。
唯一的一條中庸之道,就是有人背負罵名,做那個惡人。
“朕之前讀皇明祖訓,就在疑惑,太祖高皇帝為何那麼推崇嚴刑峻法,今日今時,朕才知道,有的時候,不得不為。”朱翊鈞看着張居正和王崇古說道:“既然要做,就做絕,既然做了承諾,就要兌現。”
“松江府試行一條鞭法,以萬曆十一年普查丁口為例,滋生丁口,永不加賦,均田役,按畝征銀,不得增科,若有違背,絕不姑息,罪加三等法辦。”
朱翊鈞給出了承諾,這份承諾分為了三部分。
滋生丁口永不加賦,就是田賦不再增加,按萬曆十一年的人口數,将人頭稅攤入田畝中,這是鼓勵生孩子,大明在甘肅已經實行了,現在在松江府多了一個試點;
第二部分是均田役,這部分勞役入畝,其實包括了之前免稅的老爺們,各種有功名在身的老爺們,也要一體納稅,隻不過是田畝加課;
第三部分則是不得增科,違背者,罪加三等法辦,這已經是很嚴厲的懲罰了,本來隻是罷免,在這件事上犯了錯誤,就要流放爪哇;本來隻是流放邊方的罪名,罪加三等,就得殺頭,犯了殺頭的罪過,那就是族誅了。
嚴刑峻法,罪加三等,就是朱翊鈞給的承諾,現在朱翊鈞的信譽,堅如磐石。
“陛下聖明。”張居正和王崇古也不吵了,也不面紅耳赤了,二人一起俯首唱起了贊歌。
不是張居正、王崇古二人,要讓陛下擔一擔罵名,而是這件事隻能陛下來做,他們倆都做不到,因為他們是官僚的一部分。
罪加三等,讓他們來做,就會成為黨争的工具,也會被視為黨争的工具。
他們倆都是黨魁,是張黨和工黨的黨魁。
張居正的考成法,在初行的時候,也是黨同伐異的工具,直到草榜糊名,底冊填名,将百官的底冊放入文華殿職官書屏的小箱子裡,才完成了考成法的制度建設。
而小箱子的鑰匙,在陛下的手中,進而實現了相對公平。
考成法能得到普遍的擁戴,也是因為草榜糊名的原因,公示考成後,再在衆目睽睽之下進行填名。
“國失大信,人心啟疑,這是先生當初講筵時,常常提到的一句話,而萬閣老寫了一本奏疏,專門論如何防止人心啟疑。”朱翊鈞翻動着手中一本厚厚的劄記,與其說是奏疏,不如說是類似于《王謙發家的四個秘密》一樣的專業書籍。
萬士和這本書的内容很多,若真的要一句話歸納,就是面對質疑,要正面應對,捂嘴是一種最愚蠢的辦法,因為事情發酵到必須要捂嘴的時候,就早已經廣為人知。
捂嘴這種行徑,就是坐實了這個事件的真實性,而捂嘴,就會讓關注這件事的人,很輕易的通過捂嘴這個過程,推斷出各種可能性,到這一步,事情就絕無可能控制了。
因為關注這件事的觀衆們,他們心裡的種種答案,可能是根據蛛絲馬迹的推斷,也有可能是毫無根據的臆想,最有可能是根據立場傾向,扣出去的帽子,而且最後一種可能性極大。
事件的真相、事件的本身,到了捂嘴那一刻,都變得無足輕重了。
捂嘴一定會成為一顆懷疑的種子,然後快速生根發芽,開花結果,帶來更多的、更大的争議,釀成更惡劣的後果。
這就是輿論的鐵律,猜測即事實。
隻要捂嘴的事情發生,那麼可能性成立,在人們心中,毫無根據的臆想,就是事實。
正面回應,是唯一應對之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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