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4章鑄刑于鼎2最新章節，第1頁_乾坤已定免費全文閱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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鼎本是國家權力的象征，将律法镂刻其上，就是為了強調它的權威，威懾民衆。與此同時，刑法的神秘性消失，維護舊貴族的尊嚴和權勢的禮被打破。百姓知道“有所為有所不為”，不再擔驚受怕，社會矛盾得以緩解，勞動者的積極性大大提高。

無論如何，成文法誕生公布，開辟了一個新的時代，在法制史上有重要意義。它是社會變革的先兆，同時代表時代進步的方向。

可是，身處禮崩樂壞的春秋末年，智者聖人卻不這麼想。

古老的華夏文明脫胎于農業社會，農業社會變化非常緩慢，春播、夏種、秋收、冬藏，隻要遵從時序，再加祖先口口相傳的經驗就能存活。與之相應，文化思想中普遍是靜态思維——把階層固化，等級分明，各安其命，國家便可長治久安。

儒家為時代開出的藥方是——克己複禮，其思想内核集中于一個字——仁。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，為仁全在于己，若能克制自己内心的欲望，人人皆能成堯舜。

以“仁”為鐵律，将其精神形于文。從生到死，事無巨細的規劃好每一步應當遵循的“禮”，要求所有人嚴格恪守。從上到下，無論天子還是庶民。

“禮治”成為維系社會運轉的準繩，天子、貴族、士大夫階層的無上權威必須堅守，不允許庶人越雷池一步。所以，律法條文絕不能公開，否則就失去騰挪變化的空間，有損統治者的威嚴。

“鑄刑于鼎”實則是法家思想的先驅萌芽，它之所以誕生，代表地主階級的政治訴求，是時代的産物。從這個意義上來說，它是進步的。孔夫子也好，蔡墨也罷，他們之所見是逆曆史潮流而動。

但是，不能因為他們反對便将之斥責為無稽之談，反對同樣意義重大。

法家思想之所以得以生發，是君權的衰落所緻。

周天子對各諸侯國無法節制，發生内亂自身都無力平息，隻得借諸侯之兵才能勉強維系王城的安全。各諸侯國之間強強争霸，拉幫結盟，耀武揚威。諸侯國内部，公室漸漸對權臣重卿失去控制——魯國、晉國、齊國的君權與臣權鬥法，明顯是臣權占了上風。

中央政權失去威嚴，禮治便無法推行，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盛行，于是法家思想應運而生。

将條文公布，有利于百姓調整自己的行為。一旦犯事，不必惴惴不安，對行為後果有明确的預期，這是進步的一面。同時，它的副作用也層出不窮。

既是有法可依，遵循受到獎勵，違背則會被處罰。于是，人們趨利避害，一切行為皆以利益為驅動。利益至上，有利可圖則做，無利可圖則不為。

人與人之間溫情的紐帶，為人基本的道德準則——是非心、羞恥心、憐憫心、禮讓心，統統讓位于利益，後果不堪設想。

發展到後期，作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，韓非子為本派學說搖旗呐喊，鼓吹無所不用其極的加強君權，維護君主權威。

細品其主張，嚴刑峻法，以刑去刑，殘酷嚴苛，毫無人性。他主張用“法”、“術”、“勢”緊密結合，統治國家。其大意是——首先是健全法制，其次是君主利用自身的權勢，獨掌軍政大權，以此駕禦群臣、推行法令。為了維護君主地位，還要随時保持警惕、防止犯上作亂。

君主擁有無上權力的獨裁統治，意味着一國之運全系一人之身。君主一旦犯錯，帶給國家的可能就是難以估量的損失，風險非常高。再者，為了察奸防佞，不得不借助君主身邊的親信小人，最終必會陷入特務統治。

從今天的角度來看，法家思想和我們所倡導的民主公平的法治具有本質的不同。它主張君主集權，這是與民主精神相悖的。其次，失去人本思想、契約精神、機會平等的内核，終究會走入死胡同，禍國殃民。

所以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，孔子和蔡墨的擔心具有積極意義。在二人看來，“禮治”已被破壞，眼看已是支離破碎，不力挽狂瀾就算了，還弄出一套自私自利的法條，危害更甚。

律法被公布隻是開始，假若将叢林法則推而廣之，長此以往，權力膨脹，禍害無窮。身處其中的萬千子民，在唯利是圖的指揮棒下，恃強淩弱，不再遵循最基本的道義法則，國将不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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